被异化的语言教育：谢小庆教授访谈录

2013年11月25日

获得语言知识和形成语言能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母语学得不好，绝不是因为英文学得太多了，反过来说也一样。我们的母语教学和英语教学都是“少慢差费”的，是半斤八两。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这句小平同志说于1977年的名言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里历久弥新，在众多科目中首当其冲被“抓起来”的，就是当前在教育体制内始于小学、终于大学的英语教育。而让学生们汗颜、教育者们坐蜡的是，在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之后，伴随着“李雷”和“韩梅梅”成长起来的一代学子中，还是有大量的人无法摆脱哑巴英语的困境，真正能够实现用英语无障碍交流的人，实在并不多。

而另一方面，国人的母语水平下降同样令人忧心——高学历人才的文章中语句不通、词不达意的情况比比皆是，而提笔忘字、错字连篇的现象更是近在热播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上可见一斑。一时间，英语教育是否已经过热，是否冲击到我们的母语教育成为大家热议的焦点，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就在微博上呼吁：“取消小学英语课，增加国学教育，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解放孩子，救救汉语！”

截至本文成稿时，北京、江苏、上海、山东等省市相继传来酝酿高考英语改革的消息。为此，作者特地采访了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委员谢小庆教授，请他谈谈对语言学习的看法。

重点不是“语言知识”，而是“语言能力”

南方周末：现在的学生大多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接触英语教育，不能说不重视。但在十几年外语学习后却发现，能够用英语实现无障碍交流的人其实很少，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外语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谢小庆：首先要清楚一个大的背景。在近代工业化以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以个性化的教育为主，在中国是私塾教育，在西方则是家庭教师。这二者的共性就是重视学生的个性，把每个学生都视为独一无二的。其实，从孔子开始就已经重视因材施教了。

近代工业化以后，班级授课的确大大地提高了教育效率，中学里一个班四五十人是很常见的事，地方上的县一中往往都有六十人左右。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河南上蔡县一个班有一百多人，老师要拿着麦克风讲课。这样的班级规模很不合理。

在这种规模下，老师不可能有精力顾及每一个学生。比起以前一个老师只带三五个学生的教学方式，这种工业化的教学模式的效率虽然高了很多，但却是以牺牲学生的个性为代价的。这样的教学成果，只能是“少慢差费”，而不会是“多快好省”。

我们的教育长期投入不足，有很大欠账。现在应该做的是增加教育的投入，培养更多老师，缩小班级规模，因材施教，进行个性化的教育，尊重每一个学生。说得刻薄一点，现在的教育就像马戏团训练小狗，不是人的教育。

人与人的差异非常大。我的一些老师、同学和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人，但他们在第二语言学习方面并不具有天赋，外语并不好。一般来说，女性的语言能力优于男性，所以诺贝尔科学奖中女性获奖者很少，但优秀的女文学家和女政治家很多，如默克尔、朴槿惠、英拉，等等。语言学习要正视人的个别差异。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做汉语水平考试，包括面对外国人的考试和面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考试。我发现，中国人学习外语与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少慢差费的局面非常相似。汉族地区从小学开始学英语，一直学到高中毕业，能和外国人顺畅交流的人其实很少。在新疆的南疆、北疆和内蒙古的牧区，少数民族学习汉语也是这种局面。

不仅外语学习中存在少慢差费现象，母语学习中也存在相似的问题。从2003年起，我帮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开发了《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ZHC）。这项工作得到了我的很多大学同学的认同。因为，大家都在带研究生，都有同样的切身体会——改一篇硕士生或博士生的论文，其中语言不通、表达不畅的情况比比皆是。

我们基础语文教育没搞好，经过长时间的语文学习，花费了大量的学时，但无论是口头表达还是书面表达，都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

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胡明扬先生，在他82岁高龄时，在《语言文字应用》2007年第3期发表了《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一文。他在文中说，获得语言知识和形成语言能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就像懂得动力学原理和会不会骑自行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就像懂得浮力原理和会不会游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个力学专家，不摔几个跟头照样学不会骑自行车。一个浮力问题专家，如果不会游泳，也会被淹死。

他说：“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教育部门和各级领导……不论是英语教学还是母语教学，在教学内容和方法领域都存在一个致命的误区，那就是都错把语言知识当成了语言能力，所以教学效果都很不理想，甚至于很糟。……过去和现在，不论是母语教学还是外语教学都把语言知识当成语言能力，而现在更是如此……培养语言能力跟学习语言知识完全不是一回事。掌握语言知识不等于掌握语言能力。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语文教学完全违背了我们祖先几千年的经验，把重点放到似乎很‘有学问’的语言知识上去，结果也只能‘误尽天下苍生’！”

这篇文章的结束语是：“语言教学不是语言学教学，究竟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应该教什么，怎么教，恐怕需要重新考虑，重新检讨，而远远不是原则问题已经解决，只需要考虑具体细节了。”

举个例子，“我头疼”这句话的主语是什么？正确答案是“我”。许多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错的，但并不妨碍他对这句话的理解。这是一个语言知识的问题，与语言能力完全无关。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语言知识的记忆上，却忽视了语言能力的培养。

母语学得不好，绝不是因为英文学得太多了，反过来说也一样。虽然我没有做过统计分析和定量研究，但据我观察，母语学得好的人通常外语也会好，外语差的人往往母语也没学好。母语学习和外语学习的关系是正相关而不是负相关。

智力中最主要的两个成分是语言能力和计算能力，相对来说，语言能力更重要。语言能力，主要是母语能力。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后，从取得的进步来看，我们的母语教学和英语教学都是“少慢差费”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母语教学和英语教学是半斤八两。

赵本山、郭德纲学了多少语法知识？

南方周末：我们的语言教育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在哪里？外国人是怎么学外语的？他们的经验中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吗？

谢小庆：大约从1970年到2000年，在国际语言教学界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向，从重视语言的要素和结构转向重视发展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转向强调完成交际任务。主持“托福”、GRE的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1993年启动了称为“托福2000”的新的托福研究项目。在研究计划中明确写明，要将建立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之上的旧托福转变为建立于“交际能力”语言学理论上的新托福。2006年新托福最终面世时，取消了原来的“语法结构”部分。

以前，我们只能说“我去过广州”，而不能说“我有去广州”。从语法上说，后者是错误的。就完成交际任务而言，后者是可以被接受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已经被接受。

大约在1985—2000年期间，在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基本上已完成了这种从语言知识传授向语言能力发展的转变。但是，时至今日，在我国的母语教学、外语教学和对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领域，还远远没有完成这个转变过程。

第二语言学习不同于第一语言习得。在第二语言学习中，语法知识是必要的“拐棍”，需要学习必要的语法知识。母语学习并不需要这根“拐棍”，我们却要求学生花许多时间去记忆这些并不需要的语法知识。我不知道赵本山、周立波、郭德纲学了多少语法知识，我认为，他们的语言能力绝对是很强的。

学习者才是语言教育的中心

大约从2000年开始，国际语言学界开始了第二个转变。人们发现，不能像马戏团训练小狗那样教人们学语言，应该重视学习者在兴趣、爱好、性格、禀赋方面的差异，甚至重视性别上的差异。以往，语言教学要求学生像演员一样把导演让他们说的话说好；现在，更重视帮助学习者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在美国，今天大部分的外语教育（西班牙语、法语、汉语等）还处于“以教师为中心”的局面。这种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语言教学转变，在国际范围内，估计要到2030或2040年才能完成。

在我国的母语教学、外语教学和少数民族汉语教学领域，第一个转变，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发展的转变，尚远远没有完成。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转变，任务将更加艰巨。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语言教学也是个性化的语言教学，是尊重学生个性的教学。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语言教学，第一需要转变观念，第二需要积累师资，第三需要缩小班级规模。语言学习的班级规模不能太大。如果一个班的学生人数在20人以上，很难使每个学生的个性都受到尊重。我们北京语言大学的班级规模在15-20人之间。

2009年我和我的研究生参观了台湾大学的华语教学研习所，印象深刻。这个研习所的师生比是1：1.5。教师的办公室也就是教室，学生到老师的办公室上课。在老师的办公室之外只有一个“大教室”，可以同时给4个学生上课。学生在教室之间跑，教师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不动。大部分的课堂上只有1到2名学生。

对于母语学习，班级规模也是制约因素。班级规模太大，也很难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语言教学。

孩子们从小就受了“童子伤”

南方周末：有些老师认为如果考试取消了，学校可以更侧重培养孩子的口语水平和对英语的兴趣，但也有人担心，没有了考试的约束，在应试制度下，会降低人们对外语的重视程度，你怎么看？

谢小庆：降低考试对学生学习的约束力，对于具有学习自觉性的优秀的学生，是好事，可以减轻他们的不必要的负担，给他们更多按照自己的兴趣自主学习的空间。缺乏学习自觉性的学生，可能会放松自己的学习，可能会掉队。

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为了多数人可以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世界上获得发展的机会，必须从小保护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力。牺牲掉一些缺乏学习自觉性的学生，是不得不付的代价。

今天，严重的雾霾已经影响到我国的许多地区。空气污染与我国的产业结构有关。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为了治理自己国家的空气污染问题，将钢铁、化工、造船等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是造成雾霾天气的原因之一。

近几年，我国的主要领导人反复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低技术含量、低效益、高污染的增长方式，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要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只能靠人才。培养人才，要靠教育。没有可以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没有杰出人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一句空话。

我国的教育状况并不使人感到乐观。1949年以来，被世界公认非常聪明的中国人中一大批最优秀的年轻人进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学习科学。近30年来，许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物理、化学、生物系的毕业生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深造，到美国最好的研究机构从事科学研究。但是，迄今尚没一个北大、清华、复旦的毕业生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为什么？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基础教育出了问题，使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被摧残了，使孩子们从小就受了“童子伤”。

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与生俱来，培养不出来，而且非常脆弱，只有在小心翼翼地呵护下，才能存活，才能发展。非常不幸，中国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早早地就被应试教育摧残了。这是六十三年来北大、清华、复旦的物理、化学、生物系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主要原因。

高考应多考能力

所谓“钱学森之问”，是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培养不出一流的科学人才。今天，我们必须做出回答。为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必须改革考试，扭转“学以应试、教以应试”的局面，必须弱化考试对学习活动的约束力。

从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的《对高考试题的统计分析》一文开始，我已对高考改革关注了三十多年。

关于高考改革，我的基本思路是“在考试中增加能力比重，在招生中降低笔试比重”。要想增加能力比重，考试就需要与课本脱钩。“教一本书，学一本书，背一本书，考一本书”，这样的学习，谈不到发展能力。

一些语言老师反对考试与课本脱钩。说，书上教的内容考试不考，怎么教？说起如何应试，许多老师得心应手；说起能力发展，许多老师一头雾水。在这种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能力发展的语言教育下，许多完成了基础教育的学生，口头和书面的表达尚达不到通顺流畅，更不用说具有说服力、富有感染力了。

有人说，美国正在强化考试对学习的约束能力，我们也不该减少考试对学习的约束力。中国与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完全不具可比性。美国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是穷人脂肪摄入量过高。在我国，一些地区还存在穷人脂肪摄入量不足的问题。完全是两回事。

的确，美国在强化考试对学习的约束力。2001年，小布什启动了以“一个都不能少（No Child Left Behind）”为口号的教育改革。这一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加强考试，核心举措就是在四年级和八年级举行州统考，通过考试加强对学校和教师的问责。对于美国，这种改革是必要的。加强考试，对优秀的学生的影响微乎其微，却可以督促缺乏自觉性的学生，可以减少“掉队”现象。

中国的问题完全不同。考试已经摧残了中国最优秀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应试教育的好处是，可以督促后进的学生，可以减少“掉队”现象。今天，为了转变经济结构，必须培养优秀人才，必须为优秀的学生减负。牺牲部分学习自觉性不足的学生，是不得不付的代价。

因此，对于我国始于2001年的“新课程改革”，对于教育部正在征求意见的《小学生减负十条》，对于弱化考试的约束力，对于减少考试，我都非常支持。

南方周末：既然如此，你是否赞成在社会上饱受非议的四六级标准化考试？

谢小庆：我对四六级考试一直高度肯定。所有学校都要对英语教学效果进行评估，既评估学生，也考核老师。许多机关、企业招人时也都需要英语水平评价服务。四六级考试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物美价廉”是幻想，多数情况下是“一分钱一分货”。四六级考试是一项性价比很高的服务。如果没有四六级考试，这一块服务市场就会被“托福”、“雅思”所占领。

确实存在四六级考试的分数被误用的现象，这与四六级考试本身无关。考试这杆“秤”是用来测量人的能力的，是区分人的能力差异的，不是用来限制人的权利的，也不是用来制造创收机会的。

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四六级考试被一些不称职的教育行政官员误用、滥用了，造成了对学生的伤害。应追究这些误用者的责任，应改变这种滥用考试的制度性安排，应反对行政权力的寻租和利用公共权力垄断市场，而不是取消考试本身。一把切菜刀被用来砍了人，打造菜刀的人对此没有责任。

实际上，四六级考试本身也一直在不断完善。现在，已经增加了口语考试。

                                                                                      来源：南方周末